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,一份总结党百年奋斗成就的决议通过了,也就是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。
《决议》中提到延安整风时是这样表述的:“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,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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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成效集中表现为对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锻造。
延安整风是对党自身进行锻造,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了中国共产党,创立了“党的建设”新模式。
改变了党内斗争的方式,强调从思想上建党,也要从思想上整党
1939年,毛泽东在《〈共产党人〉发刊词》中提出:
“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、广大群众性的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。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,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,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,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。”
延安整风就是“进行”这件“伟大的工程”的实际举措。
既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,那就要设法去掉不符合要求的东西。
整风的过程,就是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过程,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,即组织处理的问题,这属于处理党内矛盾的政治问题。
此前党的历史上,对待犯错误的领导人,继任者大都予以严厉打击。苏维埃后期,“左”倾中央还明确地要求,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。
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的方式,强调从思想上建党,从思想上整党,明确提出“打倒两个主义,把人留下来”;“整”思想,但不“整人”。思想通了之后,还可以再担任领导职务。
总的宗旨就是“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”,“既要弄清思想,又要团结同志”。
即使对王明,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予以很大照顾,中共中央想方设法地为他治病,并在病好以后重新安排了重要职务,党的七大上,王明仍被提名选为中央委员。
这无疑是党的建设的一种创举。
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“武器”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
延安整风的过程,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——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过程。
其中一些具体的做法极有示范的作用。
比如,分几个阶段集中学习,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区别要求,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,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等等。
可以说,延安整风的过程,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“武器”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的过程。
在这个过程中,党创造了正确运用这一武器的成功范例。比如这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:
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,只能当面批评,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;
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。给那些喜说闲话,喜欢广播,喜打听人家的秘密,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;
批评应该是严正的、尖锐的,但又应该是诚恳的、坦白的、与人为善的。
1962年,毛泽东决定在全党纠正“大跃进”以来所犯的错误时提到了延安整风:“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,只要认识了,改正了,就好了……大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,经过批评或者斗争,分清是非,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,‘团结—批评—团结’这个公式,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。”
这个“公式”显然具有超时空的“模式”意义,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沿用着。
延安整风后,中国共产党的形态、气质和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
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效,连蒋介石都有过积极的评价:“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,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‘整风运动’起,便逐渐扩张”。
他认为,通过延安整风,中共形成了“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,运用于组织、宣传、训练与作战”,“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,对于本身的业务,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,精益求精。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,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,无论什么问题发生,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,探本穷源,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,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。”
文章摘编自5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
原文作者:张太原
历史文章功成“有我”方可贵多听“没有准备的汇报”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讲“懂”和“爱”编辑:刘雅婷